假如鲁冠球创办阿里巴巴马云任CEO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副会长,浙商研究专家,财经作家杨轶清
发布时间:2020-10-06 21 来源: 互联网

价值中国:在中国现阶段的政经环境中,什么类型的商人生存安全和发展效率比较高?他们的现实空间和未来想象有多大?

杨轶清:现阶段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之下,还是有很多的讲究的。总体来讲,低调一点或者说不要成为被过多关注的目标,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因为这都是有很多风险的。

李书福是浙商当中的一个代表,有很多浙商的共性,也有很鲜明的个人特点甚至是另类的地方。像李书福在早期,社会的认知度还不够高的情况下,需要有一种大家对他的了解。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漆黑的街头行走,抢劫犯对一个唱着歌走路的人更不敢下手,虽然他更容易暴露目标。李书福的创业之路,充满了红灯和关隘,也充满了陷阱和死亡。李书福以换来“疯子”和“狂人”之骂名的代价,驾驶“吉利”杀出了一条血路。大嘴书福”给我们分享了许多堪称经典的李氏语录。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请给我们一次失败的机会吧!”。这句悲怅决绝的表白,让许多人动容。李书福的逻辑和吉利的事实可以证明这并非哗众取宠——“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做轿车梦。几十亿的投资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不向银行贷一分钱,一切代价民营企业自负,不要国家承担风险”。

但是如今他已经成为众人关注的目标了,大家已经知道他了。他的企业也已经走过了喧哗吵闹的婴儿期,正在走向真正拼内力比实力的成长期。那么,他反过来了,我们已经很少听到他在公众场合大呼小叫,更听不见他火药味浓烈的呼吁呐喊。他的发言温和多了,谈的更多的是他自己公司的事,比如上市、整合、扩产、出口,或者推出新产品。所以,同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适应环境的做法也是不一样的。

价值中国:人们对浙商的认知更多的是一个群体印象,而对个体的认知其实很少。在您的印象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新老浙商中有哪些?他们的代表性体现在哪里?有什么特点?

杨轶清:新浙商中有代表性的我认为最突出的是马云,老浙商有鲁冠球、宗庆后。此外,在全国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徐冠巨。

我认为浙商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在浙江——义乌,他代表了传统的产业、小商品、小企业、传统生产方式、传统的管理方式,包括企业家也是草根出身,是从摇着拨浪鼓,挑着货郎担开始的。同时,像B2B电子商务网站也在浙江。从这两个业态来说,一个是最传统的,一个是最前沿的,他们都在浙江,这说明它们之间是有一些共通点的。我分析这个共通点就是——务实。浙商很善于抓住商机,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商机,他们也能够很认真地去经营。

杭州最近刚刚被国家赋予了一个新的荣誉——电子商务之都。以马云为代表的一批电子商务网站都在杭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互联网精神和浙商做事情的精神很一致。对他们来说,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实际上和他们的前辈当年在义乌摆地摊、做生意的竞争是一样的。他们也会很认真、一点一滴地从很细微的事情做起。

但以马云所代表的新的浙商们,与以宗庆后、鲁冠球为代表的传统的、或者是第一代的浙商,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我最近有这样一个假设就是,如果由鲁冠球来创办阿里巴巴,马云任CEO,在这样的情况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阿里巴巴会和现在的阿里巴巴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这个区别会很明显。阿里巴巴是1999年用50万元人民币创建的,而那时万向的鲁冠球已经实现了每天净利100万,也就是说9年前万向只需要拿出一天利润的50%就可以买下阿里巴巴。如果是这样,我认为阿里巴巴反而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成功。

万向做的是零部件制造这样的传统行业,他要求的是低成本、稳定的质量,而互联网需要的是热闹、概念。所以以马云为代表的新浙商与以鲁冠球为代表的第一代浙商不仅所从事的行业、产业不同,而且文化基础也不一样。因此,两代人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这也反过来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他们在行业选择、对行业判断方面的不同。

实际上,万向曾经投资过互联网,而且投资的力度是很大的。他们曾经做过万向通讯、电信增值业务、网络游戏开发,但是没有成功。

价值中国:“浙商”怎样界定?

杨轶清:“浙商”首先表现出的是一个地域概念。但是我觉得他的外延是很宽泛的。浙商发展到现在,更多的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概念。也就是在在文化和精神层面上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创业者、企业经营者、企业所有者就是浙商。

现在的浙商和历史上的晋商、徽商这样的概念的边界已经完全不同了。那时整个社会是农业经济基础。比如说,清朝时全社会的产出一年最多1000万两白银,其中700万两是通过农业相关的行业产生的。商人在当时无论是从业人员还是经济贡献的比重,抑或是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都是处于相对小的层面。

而现在全中国每一个角落里都有商人、都有企业,由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帮”的概念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浙商之所以影响大,一方面是因为民营经济总量比较大,另一方面是在浙江省外从商的人员的总量也是很大的。只有出了省才知道自己是浙江人、出了国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所以我觉得以后,浙商这种概念会更加明显地体现在文化、精神层面上。浙商的精神特点就是敢为天下先,敢争天下强,我认为有这些共同精神特征的都是浙商。

价值中国:浙商在转型期不断进行融资,这必然伴随着与社会人力资本的融合,突破家族制经营模式。吸纳和集成新的管理资源,尤其是实现职业经理人交接就成为转型期浙商的中澳课题。您认为现在浙商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有什么样的特点?

杨轶清:这是一个很迫切、很普遍但还没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的问题。我觉得企业发展到现在,尤其是具有先发优势的,在资产上已经逐步完成积累的企业,它的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人才问题。能不能吸引人、凝聚人、用好人、留住人,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如果不能逾越,企业的持续发展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和瓶颈。

现在很多企业最头疼的事就是找不到既有能力又忠诚的人,另外一方面,大量的职业经理人又觉得找不到好的伯乐和平台。其实,浙江的民营企业很多,再加上创业氛围浓厚,职业经理人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这种状况实际上说明,现阶段的民营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桥梁机制是有问题的。

据我观察,现在职业经理人本身的缺陷和当年的国有企业厂长的毛病是一模一样的,即短期行为。当年,国有企业的厂长没有责任感,因为这个厂子不是他的。现在的职业经理人哪怕是已经做到高层的,也没有归属感。所以,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的短期行为是很普遍的。现在民营企业有个说法叫“骑牛找马”。这就像女孩子找对象,虽然认为面前的人并不是自己理想中的对象,但是也并不放开,一直等到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出现。现在高层的职业经理人就有这个现象。没有几个职业经理人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他所在的企业绑在一起,虽然他们工作也会很努力,但他们的心态是,只要有条件和待遇更好的企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另攀高枝。

另一方面,企业老板对职业经理人充满着不信任,只让职业经理人干些业务方面的活,不放心把企业管理大权全部交给职业经理人。故有时明明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那块料,也还是得把自己用心血浇灌出的企业传给自己的儿子,不放心传给职业经理人。

民营企业的老板和职业经理人现在不是一种合作而是博弈关系。

价值中国: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可能也是和企业的规模有关系。老板邀请一个职业经理人应该是寄予了厚望的,希望能够马上出成果。这样,一方面会促使职业经理人做出一些短期行为;另一方面,现在的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经济契约可能是容易做也做得相对较好的,但是心理契约却是很薄弱的。

杨轶清:是这样。现在这个关系当中,老板应该努力为职业经理人打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不要急功近利,要给职业经理人一个融入的过程。不能纯粹把职业经理人当成商品,要求马上就能为公司带来显而易见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产出。

另外,现在职业经理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比较微妙的,双方缺乏和谐、同向、互相信赖。这是有双方的责任,也与企业文化有关。

当然,也不能忽视宏观层面的原因。我们现在全社会的行为大多有一种短期化的特点,整个社会都是很浮躁的,社会的评价也都是很功利化的。现在,社会几乎把是否拥有财富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首要标准。甚至有很多时候变成了一个唯一标准。

因此,现在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的问题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

价值中国:浙企的平均规模不大,但形成了和谐共生的特色产业区,以小规模实现了规模经济。浙江民营企业的迁移已经成为目前关注的一个热点。大量集群企业的迁移对原有的共生状态有什么样的影响?

杨轶清:浙江企业这两年来外迁的势头有增无减,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原基地的生产要素的减少越来越明显,劳动力的竞争也很激烈。于是,部分企业不得不纷纷外迁;另外一方面,全国各地的招商引资发展也很快,而且这几年来一旦有招商引资的项目,浙江企业往往是首选。这样,一方面是挤出效应,一方面是吸引,中小企业就都有产业转移这样的一个趋势或者这个趋势没有减弱的迹象。

近几年,浙江企业的投资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去投资一些资源型的项目。比如,到西部去采矿、水电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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